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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比教育更伟大更人性

字体: 小中大 | 打印发表于: 2008-5-10 15:43 作者: 千里爸来源: 西部妈妈网资讯中心

学习比教育更伟大更人性

学习同教育是不同的两回事，这种不同在过去我们是不加区分的。那么在现代视野里，这二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学习是主动的，教育是被动的；学习是出自个人内在的需要，而教育则是由外界对个人施加的任务。

凡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学习”，事实上都还是“教育”，教育就是让你去接受那些你现在必须接受的东西，是带有强迫性、服从性的；而学习则是你被一种从心底里的欲望牵扯出的愿念。教育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学习是迫于自己内心的压力。教育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而学习是主体对其本身的作用。

任何一个有作为的人都是学习的榜样，但不一定是教育的榜样，如法拉第、爱迪生等；而任何一个教育的榜样也都是在将外在压力变成个人内心渴求方面的成功范例，像维纳、奥本海默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教是为了不教”或“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不要教育”这类名言便容易得多，因为这正是说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让对象自动地学习。

由于学习比教育更本质、更伟大也更人性，所以在当代国际社会，过去的那种被动的教育正在被这种积极主动的学习所代替，发达国家当前的一个响亮口号就是“向学习化社会迈进”。

关于学习与教育的区别，我们在这里无法多加论述，但我们中国人在学习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倒应该值得好好反思。在这本书里我们介绍的都是一些成功的经验，事实上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有效，能改掉自己身上的缺点同样有效，而且往往效果更为明显。

那么，在我们的学习或教育中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缺乏对未知领域的真正兴趣。教育与学习的不同，在于教育是逼迫你去对这些未知领域发生真正的兴趣，而学习是自己对这些未知领域真正感兴趣。教育的目的是学习，但我们现实中的教育在这方面则常成了离学习而去的灌输。

柏杨有一句话一针见血:“中国人爱上学，但不爱读书。”“爱上学”说明中国人希望受教育,“不爱读书”则是并没有对知识发生真正的兴趣。从这方面讲，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中国人上学是为“黄金屋”“颜如玉”，而并不是自觉地去追求真理。这样的教育在文化继承方面的功能达到了，但在文化创新方面的功能却被大大地削弱了。

2. 缺乏单纯的知识标准。上世纪70年代初，“四人帮”劝周培源先生去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尽管周先生拒绝了，但对相对论的批判却照常进行，结果上演了一幕滑稽不堪的类似希特勒火烧爱因斯坦著作的闹剧。

尽管这件事情已成为世人的笑柄，但类似这样的事件无论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屡见不鲜。远的不说，就以围绕姓“资”姓“社”的争论就耗费了文人的多少心血呀!而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就是我们衡量知识的标准不是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而是以随时随地都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权力。

因此，检查当代很多中国学者的学术经历，常能看到他们经常处于残酷的、疲于奔命的自我分裂状态。本来学术观点的改变是极正常的，但言不由衷、看风使舵地改变则是不正常的。对于当代中国的学习者来说，在建立强健的自我基地以抵御对知识的任何方式侵略的同时，建立单纯的知识标准或学术标准迫在眉睫。

3. 缺乏改变陈规的自觉性。俗话说：“变则通，通则灵。”中国读书人的思维被过分强大的社会势力所规定，因此极少出现李贽、陈独秀这类“天马行空”式的人物，甚至就连要求高度心灵自由的艺术家也同样表现如此。

齐白石是中国画大家，读他的传记可以看出他的成功是与他58岁时的“衰年变法”分不开的，而这次变法并不是白石老人的自觉行为，恰恰相反，与年轻画师陈师曾的一番劝告有极大关系。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步伍八大诸家后尘，极少个性。

与他们相比照，西方的艺术巨匠如毕加索等则大不相同。

在艺术风格上毕加索不断自觉地变革，早期他开创了立体主义，继而注目于原始艺术，最后又倾向于超现实主义。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家所说：“如果说，毕加索艺术世界中真的存在什么秘密的话，那就是他那种永不满足、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如果说想把毕加索在某一个时期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追求凝固化，把他看做是一个立体主义者，或者新古典主义者，或者是什么主义者，都将是愚蠢的。毕加索的创作道路就像一驾不知疲倦的马车，奔腾呼啸，滚滚向前。他可能会停下来喘一喘气，息一息马，但是，永远不会久留在一个驿站上。”

正因为这样，人们才说毕加索的一生隐含着近一百年来世界艺术发展的奥秘，体现了当代艺术的基本精神，才说他是艺术王国中破坏力和创造力的综合体，是不朽的艺术生命的活标本。比较之下，我们的艺术家在这方面显得大为逊色。

4. 缺乏创新文化的叛越性。“如果我看得比笛卡尔远一点的话，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虽然我们没有比对牛顿的这句话更为熟悉的了，却也没有比对这句话误解得更为令人吃惊的了。对于这句话，我们总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以它说明一个大科学家谦虚的美德。殊不知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在于揭示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模式。

纵观西方文化发展史，一个极明显的印象就是他们的巨人是作为人梯的形象出现的。牛顿说他看得比笛卡尔远一些，是站在笛卡尔肩膀上，而不是站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肩膀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曾经是巨人，但对于飞速发展的人类文化来说，对于1300年后的牛顿来说，他们早已不是巨人而是巨猿了。牛顿站在笛卡尔的身上而不是跪在他的面前表明了他对巨人的背叛，站在巨人的肩上而不是站在巨人的脚背上则说明了对于巨人的超越。西方的文化发展史正是这样一个巨人站在另一个巨人肩上的历史。

但是我们却不同，中国也有巨人，但是中国的巨人却从来不会去做人梯，后来者也不敢站到巨人的肩上，最多只能远远地同巨人一比高低，更有甚者，绝大多数人都对巨人俯下身去叩头跪拜，那些后来被称为巨人的人充其量也只能同前面的巨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所以中国巨人的诞生不可能是以巨人的肩膀为摇篮，而必须远离前面所有巨人所划分的“禁飞区”，远远地同他们一比高低。所以在中国文化的原野上，远远望去，那一个个孤零零的巨人仿佛古埃及的金字塔形坟墓散布于东南西北，而不像西方的巨人那样手挽手筑成一条征服知识荒漠的绿化带。

我们的巨人不是给后人提供肩膀，而是提供偶像，直到现在，一本《红楼梦》葬送了多少有才华的“曹雪芹”，一个孔子压死了多少有思想的“孔老二”呢？中国文人习惯于引经据典，稍稍有点叛越性，大家便共诛之。尽管文字狱已陈列在博物馆里，但由此而铸成的文化性格却仍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时时顽固地表现出来。

5. 缺乏令人肃然起敬的力度。林语堂对此曾有一段妙论：“看来，在衙门里喝一杯杯的清茶，在家里进行一遍遍的神聊，嗑掉一袋袋的西瓜子，这些活动把学者们的时间都占去了。这些事实，向我们说明为什么精美的小诗，小巧的散文，为朋友著作撰写的短短的序言，追悼会上对朋友一生简短的叙述，以及旅游散记等等占去了中国作家所有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五。一个人无法在力量上显示自己时，就要在合情合理这个道德品质上做文章。我们隔很长时间才能够出现一个司马迁、郑樵或顾炎武。这些人惊人的工作使我们联想到永远不知疲倦的巴尔扎克和维克多·雨果。”

的确如此，在中国历史上纵如李白、杜甫这一代诗歌大师，其五言七律即使数量众多也很难表现人类思想的恢宏气势。站在人类文化的峰巅上鸟瞰东西方学者的学术追求和成果，我们难免不为我们的学者兴起一种小聪明有余、大智慧不足的慨叹。

相反，西方学者却多是宏篇巨制，著作等身。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罗曼·罗兰自不多言，像莎士比亚仅现存的剧本就达37部之多，且剧剧精伟，字字珠玑，仅将其翻译为中文的朱生豪和梁实秋就被我们列为大学者之列，由此不难看出原著者功力之深厚了。

文学如此，哲学也如此。康德、黑格尔、罗素、杜威、萨特、汤因比、卡西尔等等，哪一个不是给人以“哲学巨匠”的气势。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他同恩格斯的全集多达50余卷，而且这些著作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里写下的。马克思的生活常靠恩格斯的无私资助才得以维持，以致孩子在贫困中死去了连买棺木的钱都没有。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他却写了如此众多如此辉煌的著作，这种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正是人类得以进步的精神。在马克思的这种精神面前，我们这些信徒有几人敢毫无愧色地抬起头来呢？

6. 缺乏对世界广博深沉的爱。鲁迅1925年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来，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中国的读书人有些类似于炼金丹的皇帝，他考虑的仅是自己的长生不老，而不考虑自己能够给世界增进些什么幸福。尽管中国读书人的祖师爷孔子有“仁者，爱人”的思想，但实际上在童蒙读物的《增广贤文》《教儿经》里早就成了“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打虎还要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

相反我们去看西方的《论语》——《圣经》，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博爱，“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由于他们的宗教传统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因此他们的学者更多地关注人生与人类的问题，这就是鲁迅提倡多看外国书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极少出现南丁格尔、桑格夫人这类人物的原因所在。

7. 缺乏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在“文革”中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是“形而上学猖獗”，意思是理论脱离实际，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现在看来这句话不仅正像是针对“文革”中说这句话本人说的，而且也像是针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说的。

平心而论，我们的文化传统太缺乏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灵气了，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同样缺乏这种哲学思辨。中国近现代之所以难出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作家、大艺术家、大音乐家等，原因多在于此。

杨振宁可以说是当代全球华人最杰出的代表，他是由1901年诺贝尔奖颁奖以来近20亿中国人里遴选出来的华人天才。但牛顿、爱因斯坦是超一流棋手，杨振宁则只能是一个一流棋手。

照说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结果，因为100%的勤奋加100%的聪明的中国人中如此顶尖人物，理当是超一流的棋圣，为什么理论和现实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原因就在于有很多次机会杨振宁本也可以跨进超一流大师的行列，但哲学意识的欠缺最终限制了他的思想升华，最终只成了物理专家，而不像爱因斯坦那样是一个全方位的思想家。

8. 缺乏对终极目标的关怀。一个17岁的少年，在中学毕业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个少年就是马克思！

作者曾留心很多大家的传记，感到这些人从很小时候起就思索到自己的死，就像马克思17岁就想到自己将会变成骨灰那样。这种思索让他们不仅想到自己是人类中的一员，而且更是历史中的一员。面对如此浩阔的背景，面对如此绝对而不能超越的标杆——死，他们紧紧把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能够坚忍不拔、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芸芸众生中脱颖出来。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生命意识却是相当淡薄的，中国的英雄大多是被动式的，为时势造英雄；而西方的英雄却大多是怀着对生命的深刻认识而敢于面对整个愚顽的人群，从而鼓荡起一股不可阻拦的时势，为英雄造时势。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正表明对人生终极目标关怀的程度不同，因此动力也就不同，因此采取的方式也就不同……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对这种对比所持态度的偏狭，恰恰相反，而正是想通过这种偏狭促进人们对问题的思考。所以，以上这些与其说是针对我们的学习本身而言的，不如说是针对我们的人生态度而言的；如其说是针对我们自己，不如说是针对我们当前的整个人类。

在这样的前言中作者既然想找出我们学习本身存在的问题，那么只能用西方来作为参照系，相信读者是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作者相信一个人只要对学习充满了兴趣，有一种内在的渴求去改造现实世界和探索未知世界，那么，他就是一个学习化的人，就是一个能不断完善自己的人，就是一个纯粹的充满人性的人。只有面对这样的人群，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美好才显现出那样的勃勃生机和充满希望。

[ 本帖最后由千里爸于 2008-5-10 15: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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